“2013年，我將離開體制執業，為中國善良優秀的醫生們尋找一條新路。”2012年12月9日，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著名血管外包養網科專家張強醫生在包養網微博上公布的這條消息在醫療界激起強烈反響。
張強醫生跳出體制外執業被不少業內人士解讀為中國醫生的自由執業探路。醫生自由執業和傳統的體制內執業有何區別？它能否成為中國醫改的一包養個方向？如何推動醫生的自由執業？為此本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
現狀：“看病難”呼喚醫生自由執業
醫生自由執業，就是獲得執業資格的醫生可以自主選擇執業方式和執包養網業機構，有選擇“個體行醫、合伙行醫或者受聘于醫院行醫”的自由。而不像現在，公立醫院是事業單位，公立醫院的醫生是“單位人”，要想自由流動，必須經過醫院同意。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包養網都實行醫生自由執業，醫生依靠自己的醫療技術和服務質量，獲得相應的報酬，沒有紅包、回扣，沒有過度醫療、大藥方……
中國早期醫生也可以自由執業，只是到了后來才被收編到公立醫院。張強醫生認為，收編到公立醫院的做法在特定時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是隨著老百姓醫療需包養求多元化，它便很難滿足社會的醫療需求，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公立醫院的包養網公益性越來越模糊，造成了有人感覺“看病貴”，有人花錢卻買不到需要的醫療服務。而且受制于公立醫院的體包養制之困，醫生的醫療價值得不到充分體現，醫患糾紛也越來越多。而一旦醫生自由執業，參與市場競爭，不但可以幫助醫生提高醫術競爭力，還可以讓醫生更加注重自己的品牌服務，而不敢亂開大藥方、搞過度醫療。因而，恢復醫生自由執業應該是醫改的一個大方向。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認為，醫生和律師一樣，都是靠專業知識和經驗積累吃飯，只要通過政府或者一些社會組織比如行業協會的統一考試，獲得了執業資格，就應該成為自由執業人。實行自由執業，形成規范透明的醫生服務價格決定機制，讓醫生獲得與勞動相等的報酬，也就避包養免了收紅包的現象。醫改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醫療服務定價機制，只要醫療服務價格漲了，醫生開方量必然會減少，也可以擠壓藥品的回扣和返利空間。同時，醫生服務價值得到了體現，就會釋放更大的醫療生產力，從而增加醫療供給，解決“看病難”問題。某種意義上說，包養網衡量醫改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看醫生是否實現了包養自由執業。
困境：體制“瓶頸”限制醫生自由執業
2009年，衛生部專門發文要求試點醫生多點執業。這打破了《執業醫師法》“一個醫生只能在一個注冊醫療機構行包養醫”的規定，被認為是破除公立醫院壟斷、調動醫生積極性、醫療服務合理定價的關鍵舉措。
朱恒鵬認為，多點執業只能算一個過渡性說法，最終的制度安排包養應該是自由執業。就目前而言，醫生要實現多點執業，一般要通過醫生個人申請、所在醫院同意、衛生局登記注冊3個步驟。在公立醫院，需要院長審批的多點執業幾乎等于形同虛設。因為醫療人才與技術是醫院最大的競爭力，沒有哪個院長愿意把優質資源無償送到其他醫院。況且，醫生包養在科研、教學、學術職稱評定上都由醫院說了算包養網，申請多點執業相當于公開宣布自己“有二心”，用身份保障換執業自由，多數醫生不敢冒這個險。
廣包養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認為多包養網點執業是醫改提出的一個方向，但在試點中遇到了體制“瓶頸”，具體表現在：其一，多點執業只限于“具有中級以上醫學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包養網格”，并且還要“第一執業地點同意其多點執業”，限制過多；其二，公立醫院的體制一定程度上阻礙多點執業。公立醫院的事業單位編制根本不允許其醫生到其他地方“走穴”，而且讓醫生拋棄編制，也很不現實。因而，在廖新波看來，“張強現象”是對現有醫療制度的一種挑戰，是“鳳凰涅槃”，但能否重生還有待觀察。
出路：賦予醫生自由執業合法性
張強在微博中稱，“離開體制，意味著放棄事業單位的編制，經受傳統偏見帶來的市場和行業挑戰。但這一包養切包養網都會值得，因為于國、于民、于醫，都是一條必經之路。于我，則是重新探索自我之旅。”張強的個人探索能否為中國醫生的自由執業探路？現在看來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醫改雖然提出了多點執業的探索，以緩解“看病難”，然而3年過去，多點執業在各地普遍遇冷，不少省份申請人數不足包養網百人，在一些城市甚至出現“零申請”。
針對如何推進多點執業，如何由多點執業向自由執業過渡等問題，廖新波認為，首先應修訂現在的《執業醫師法》，賦予醫生自由執業的合法性。沒有法律的支持，現在的多點執業就不可持續，更談不上自由執業。其次要厘清醫改中政府和市場的界限，讓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提供基本公共醫療服務，其他的如自由執業可以交給市場包養。
朱包養恒鵬認為，公立醫院的改制是實現自由執業的前提，像眼下80%的醫院是公立醫院，90%的醫生在公立醫院，很難實現自由執業。具體做法可借鑒國企改革的經驗，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包養網即繼續給離退休的醫師按照現行制度發放退休金，現在在崗的醫生保留國有事業編制身份及相應待遇，從此取消公立醫院的國有事業編制，新人全部采用合同制，和醫院簽訂勞動契約關系。
然而，張強醫生則認為，醫院的性質不需要改變，但在人事管理上必須進行改革，最起碼在管理理念上要允許醫生多點執業。同時讓醫生包養網參與到醫改中，爭取自己的話事權。
觀察眼
自由執業是把雙刃劍包養
醫改要改的也是當前這種“以藥養醫”的不合理定價體系，既然想讓醫生的價值通過醫療服務價格來體現，而不是通過開大藥方、過度包養網治療、收紅包來體現，那么就當允許醫生自由執業。
這倒讓人想起了上個世紀的“赤包養網腳醫生”，他們倒更像自由執業者。不過當時社會還處于“熟人社會”，醫患關系十分和諧。可是眼下不包養斷發生的醫患沖突早已讓醫患關系處于失信狀態。因而，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來討論醫生的自由執業，似乎有點過于理想化。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問題，醫生成為自由執業者，那么就必須要有嚴格的監管配套來保障患者的利益，可是現下的監管機構顯然很難令人放心。
即便是在美國等發達國家，醫生成為自由職業者也是有前提的：首先，有嚴格的住院醫師培養制度和規范化的護士培訓，大小醫院的管理水平差異也不大，所以醫生自由行醫風險不大；其次，他們的民營醫院發育很充分，與公立醫院形成強有力的競爭關系；此外，他們的社會保障體系相當完善，醫生不用擔心失業風險……
因而，自由執業也是雙刃劍，配套制度不完善、市場競爭不充分只會加劇醫患沖突。但醫生自由執業應是大方向所在，讓醫生“自由”的核心是要解除公立醫院對醫生勞動力的壟斷，通過市場使醫生的價值得到體現。這要強化公立醫院的公益性；二是給民營醫院平等的機會和更大的空間，在職稱評審、資格認定上與公立醫院一視同仁；三是實行“嚴進寬出”的醫師執業考核關，從源頭上杜絕“江湖郎中”包養的勾當。(子在淵記者李佳莉 李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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